原標題：八點健聞 | 一個基層防疫人員的712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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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 | 八點健聞

作者 | 于煥煥

編輯 | 徐卓君

中國是踐行“動態(tài)清零”策略的國家，也是疫情控制為有力的國家。

而為這個全世界牢固的疫情防控體系奠基的便是基層防疫人員，他們并不直接參與診治患者，但每一個密接、次密接、感染者、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們來篩查、采樣、送檢、轉運、隔離、跟蹤、調查。

英雄的稱號并不總屬于這個平凡的群體，沖上前線時，他們總會被形容為高尚、無私、無怨無悔，但平常的日子里，他們是小題大做、死板、不專業(yè)、態(tài)度冷漠的基層工作者。

更多的時候，他們也只是普通人，接觸陽性感染者時會恐懼，白天黑夜連軸轉時身體會吃不消，指令不明確時會抱怨，兩年如一日的高壓工作會搖動信念，耗盡激情。

不能按時吃飯、連夜篩檢送樣、一天600個流調電話、累到躺在地上……只是基層防疫人員工作中可見的部分，我們看不到的是長達兩年以新冠病毒為圓心的生活。感染者尚有康復日，防疫沒有停歇時。

就在前幾天，著名流行病學與公共衛(wèi)生專家曾光在接受楊瀾采訪時說，“疫情中的個體權力是一個廣泛的課題，不光針對病人，還有參加防疫的整體隊伍……我就聽說，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沒死，但是我們的人累死了，拼消耗，拼人們不睡覺、連續(xù)超負荷地工作，我不贊成這樣，應該講究的是科學防疫”。

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90后基層防疫工作者，他來自疫反復無常、多次封控的邊境小城，疫情前是一名普通醫(yī)生，在新冠大流行的兩年時間里，他輾轉于各隔離酒店和城鄉(xiāng)社區(qū)之間，負責采樣相關工作，接觸過守邊“將士”、網格員、支援隊伍、流調人員、公職人員、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響的普通居民。疫情改變了這里的每一個人。

我們試圖還原這群不被看見的人們的真實生活。

以下是他的口述。

712個日夜

我是2020年1月23日開始加入防疫工作的，至今已經712天。

其實，基層防疫人員的工作技術含量并不算太高，盡管我們都有醫(yī)學背景，但疫情需要我們做的，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復性體力勞動，有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，包括我在內的幾位醫(yī)生主要任務就是爬樓。

我們要為片區(qū)內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門采樣服務，要是光采樣也簡單，難的是，要穿著笨重的防護服爬樓，爬樓半小時采樣5分鐘，20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個檢測點，我們騎著小摩托穿梭在我們負責的片區(qū)內，跑來跑去，爬上爬下，就只為了二十管標本，這樣的生活，兩天一次循環(huán)了3個月。

我們這里今年冷得晚，10月的平均高溫還有27度，中午熱起來后，不透氣的防護服裹在身上，全身都是汗，熱得難受，人一直是暈乎乎的，來來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實，隨時都可能會暈過去。那一天，我們六個人從早上九點忙到了下午三點，終于能踏實吃了頓午飯。

7月又爆發(fā)了一輪疫情，被隔離人員的檢測項目和頻率增加了兩倍，我被臨時調到了隔離酒店采樣。令我頭疼的工作，其實是填表。那時報表由5個變成了12個，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個，工作交流群有幾十個，刪也不能刪，看也看不完，也沒有一套通行規(guī)范，一下說這樣報，一下說那樣報，我每天都在報數(shù)據(jù)，頭都大了。

人總是越瀕臨崩潰就越容易出錯，越出錯就越容易崩潰，那時，我白天采樣忙得腳不離地，晚上頭昏腦漲地填表，夜里會不受控制地胡思亂想，壓力大到徹夜難眠。

沒有假期，連軸工作，通宵失眠，那段時間，我無數(shù)想著，忙過這一陣就離職，哪怕下海做生意呢。

現(xiàn)在想來，得虧沒離職，身邊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現(xiàn)在手上還壓著貨，交著店面租金，幾個月沒收入了。

我的一位好友在應急采樣隊，他們天出門采樣的目標，是連著的三幢出租房，每幢有四五十個房間，像這樣的出租房，一般每個房間要采三四十管標本，別墅要采七八十管，取樣點包括電話、手機、桌子、床、垃圾桶、煙灰缸、門窗、拖鞋、水杯、充電線......反正只要人摸得到地方，他們都要編好號，采好樣并送檢。

人能接觸到的并不只這些物品，聽他講，他們還采過貓、狗、兔子，年輕人把寵物們養(yǎng)得胖墩墩的，走路都困難。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來挺兇，我很擔心好友被它咬到，畢竟要拿著棉簽“侵犯”它的屁股、嘴巴、鼻孔、毛發(fā)，結果好友說，小憨包溫順得很，就是太胖了，得兩個人才能抱得動。

也有難纏的動物，7月，一位感染者在隔離******前把狗委托給朋友照看，結果后來朋友夫婦兩人也確診了，狗跑了出來，防疫人員不得不全城找狗。

任何有可能出現(xiàn)病毒的地方，不管是自首回來的人，還是工地的磚頭、邊境的鐵圍欄、地里的青菜、緬甸流過來的河水，他們都采過樣。

我們基層工作者的待機時長是365天X24小時，被召喚的時間，可能是半夜三點，也有可能是烈日當頭的正午。吃不上飯，睡不著覺是常態(tài)，我曾經在48小時內連續(xù)出了兩次任務，終只睡了一小時。

作為醫(yī)務工作者，為了結束疫情，短期高壓工作是我們分內之事。只是誰也沒想到，兩年了，疫情并沒有休止。

巨變

細數(shù)這兩年來的經歷，的確多有波折，無數(shù)個出任務或是輾轉難眠的深夜，我如同阿慶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訴苦，但此刻靜下心來問一問自己“累嗎？”答案卻不是那么肯定了。

前幾年，為了看一眼西湖，我攢了幾年的年假來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，那時，我先后坐了近六十個小時的汽車、火車，輾轉了4個城市，終見到了課本中的盛景，累得痛快。

相比起來，每一次任務也不過是一次跋涉的經歷，實話說，像我們這樣處在當打之年的年輕人，少睡幾宿、少吃幾頓就叫苦連天，不免太過矯情。

但逞強也沒有意義，對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，花費幾個星期去控制一輪疫情，便可收獲一次勝利，而對我們這樣的防疫人員來說，新冠的另一個名字，叫生活。

兩年來，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現(xiàn)實世界，它將我從一個普通醫(yī)生的生活中完全剝離出來，然后框死在了一個一切由新冠定義的時空里。

兩年來的每一天，我的每一頓盒飯，每一次任務，每一次談話，我穿的隔離衣，住的隔離酒店，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與新冠相關，甚至在國內沒有大規(guī)模疫情的時候，我依然會通過各種方式搜尋著全球疫情和新冠藥物、疫苗、策略的消息，我想知道新的一天會不會出現(xiàn)一種新的希望，能將我從疫情中拯救出來。

希望并非沒有出現(xiàn)過，從疫苗到藥物，從封城到全員核酸，從阿爾法到歐米克戎，病毒一次又一次地擊潰了我的信念。

難得能讓我逃離新冠的，是煙、酒和手機。

在過去兩年里，我只在家住過2個月，其他時間，都輾轉于隔離酒店、方艙及城鄉(xiāng)社區(qū)。

我曾經呆過的隔離酒店樓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，快被我的同伴們買空了。沒有下酒菜，幾人坐在一起，盒飯就酒，聊一聊今天的見聞，侃一侃大山，就能打發(fā)晚上6點以后漫長而又無聊的時間。

我不怎么喝酒，偶爾喝一瓶啤酒，但我抽煙，疫情期間一天兩包，抽的太兇了，跟人講話直咳嗽，牙齒也變黑了。

我仿佛一只被關在籠子里的鳥，疫情前，工作之外我生活的關鍵詞是，旅游健身社交，防疫生活里，取而代之的是，郁悶、煩躁、失眠、心慌，那些給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動幾乎沒有實現(xiàn)的可能，我家里有啞鈴，瑜伽墊，但3月至今，我回家的全部時長加起來不超一個月。

實在悶得無聊的時候，我就抱著手機瘋狂跟幾十個朋友聊天。

沒有大規(guī)模疫情的時候，工作本身真的稱不上累，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盡，飯菜不合口味導致的腹瀉，心慌失眠、抽煙喝酒以及無處排解的精神壓力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(huán)的怪圈，近，我的老毛病濕疹復發(fā)了。

倦怠

用“崩潰”這個詞來形容基層防疫工作者的心態(tài)，未免太激烈了，一個更為貼切的詞是倦怠。

兩年來，基于對病毒威力的感知、缺乏激勵以及價值感的消解，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“默契行為”。

以我自己為例，比起測體溫，我會更看重核酸和抗體檢測，因此如果出現(xiàn)體溫漏測，我并不會十分在意。

在采樣時，我的同伴們曾指責我不注意個人防護，在他們看來，穿雙層防護服、摘下手套后用七步洗手法洗手、像用水一樣使用酒精噴防護服，是徹底切斷傳播風險的關鍵。但在我看來，如果取樣操作過程規(guī)范，并不需要過度謹慎。

圖片來源：人民視覺

我也曾見過流調人員，只戴著n95口罩與被排查人員對話，比起物品，人的傳播風險顯然更高。

我和我的同事均未被感染，某種意義上，我們是能感受病毒“傳播力”的一群人，大多數(shù)陽性感染者，都要由基層防疫工作者經手檢出，而兩年來的直接接觸經驗，構成了我們對病毒的理解的一部分。疫情初期，我也曾畏懼感染，但兩年下來，再高的R0值也嚇不到我了。

另一個倦怠之處表現(xiàn)在“不求甚解”，我們當?shù)匾呀涍M行了幾十次全員核酸檢測，但仍有檢測者因不了解雙采雙檢是采了鼻咽拭子后置于一單管中，而按照混檢的舊例，將三五人的標本置于同一試管中。

在我們的培訓指導課程上，各級專家給出的規(guī)范并不統(tǒng)一，但這樣的差異只有這些我們上課的“學生”知道，我也曾試圖指出這些不同之處，但很多朋友提醒，作為執(zhí)行者，規(guī)范和標準的制定，并不在我們職責范圍內，我就是納悶兒，專家之間難道沒有交流嗎？

自參加防疫工作以來，我本人并沒有獲得額外的補貼，但有堅守在隔離酒店的朋友獲得了300元補助，高強度的工作卻得不到應有的激勵是群體性倦怠的原因之一。

但這些補助或許應該給臨時工和失去生計、被隔離在家的普通民眾。

畢竟公職人員雖然辛苦，但卻是這座城市中收入穩(wěn)定的群體。這并不是什么值得驕傲的事，反而是我工作逐漸喪失激情的關鍵原因，比起其他已經或正在“戰(zhàn)勝疫情”的城市，我們的努力并沒有讓這座邊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。

我也體會過那種為一座城市“清毒”的自豪，開始的兩輪疫情，我們控制得很好，那時候我一門心思想著把病毒趕出去，讓所有人恢復正常的生活，后來的8個月里，雖然有過混亂，但大多數(shù)城市采用的管控與全員核酸的通用策略，我們也施行了，而且時間更長、檢測更頻繁，但到底問題出在哪兒，卻是我參不透的，這讓我時常感到很挫敗。

時間線一拉長，無論是經濟上，還是精神上，基層防疫工作者都很難獲得價值感，敲門的網格員、填表的社區(qū)工作者、排查風險的疾控人、以及像我一樣的醫(yī)護人員，大多是為防疫貢獻分母，而分子的發(fā)現(xiàn)對我們而言，實在沒有什么特別之處。在我經手的成千上萬份樣本中，一份陽性樣本與其他陰性樣本也沒什么不同，我的工資也不漲一分錢，第二天的我們仍要照常工作。

和解

許多自然規(guī)律是我們、專家甚至全人類都無法左右的，病毒要變異迭代，要逃逸免疫，要變得更具傳染性，我們累了，疲了，倦了，但它依然在樂此不疲地沖擊防線，挑戰(zhàn)我們的認知。

我漸漸明白了，我不是在短道沖刺，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戰(zhàn)，客觀地講，我就是在過一種叫“新冠”的生活，新冠短期不會結束，疫情隨時可能發(fā)生，但日子還長著呢，不可能靠激情硬撐，我，我們能做的，便是與自己和解，將防疫當成生活來經營。

時間與經驗，已然打磨出了一個配合越來越默契的合作體系，我無法評估它的質量，只能說，以滿足要求為衡量標準的話，基層防疫體系也在自然進化。

以前轉運小哥來取樣，長耗時五六個個小時，得等我們完成采樣后才能把標本拿走，但現(xiàn)在我們采完樣后會把樣本放在一個固定場所并通知他們，這樣他們就能省點時間。

工作之外，就像從學生步入社會的轉變一樣，我需要重構自己的世界。

想明白之后，我又開始徒手健身，還買了炊具，自己開火做起了飯。

我發(fā)現(xiàn)了另一個打發(fā)空閑時間的好辦法，那就是刷視頻領紅包，掙得不多，但長年累月做下來，肯定要比補助多，我有點后悔，要是把去年以來所有的失眠和無聊時間都用來掙錢，那也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呢。

健身和飲食恢復后，我的睡眠質量和精神狀態(tài)也好多了，生活開始變得有意思起來，我準備把煙戒掉。

的問題，就剩下了基層防疫的未來，在前幾天的一個訪談節(jié)目中，著名流行病學與公共衛(wèi)生專家曾光教授說，“疫情中的個體權力是一個廣泛的課題，不光針對病人，還有參加防疫的整體隊伍......我就聽說，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沒死，但是我們的人累死了，拼消耗，拼人們不睡覺、連續(xù)超負荷地工作，我不贊成這樣，應該講究的是科學防疫”。

動態(tài)清零是一個科學問題，但難處不在于科學原理，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、保質保量地傳遞和執(zhí)行“科學”，試問，哪一位決策者、哪一位基層工作者不曾羨慕、不想學習那種按部就班就能篩出感染者且不影響大多數(shù)人生活的“科學”精準防疫策略呢？

我的想象中，每一座城市的防疫體系都應該是一臺適合自己的“防疫機器”，這臺機器可以是冷冰冰的，但一定是精密的，常態(tài)化疫情中，可以掛一檔，大規(guī)模疫情可以掛二檔，從關鍵零件到每一顆螺絲釘都知道每一個檔位自己該怎么運行，但這臺機器的高能力等級可是是三級甚至更高，這樣才不至于用一次就報廢。

但一座城市手里有什么樣的零件，能組裝成什么樣的機器，難度如何，并不是我一個螺絲釘可以想象的。

所以，如果問我“作為基層防疫人員，需要什么樣的關懷和支持”，我還是想告訴做伙房師傅，把飯做得好吃一些吧。

畢竟日子還長著呢。（李力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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